从2017年起，河南考古人连续三年深入蒙古无人区，揭开了两座匈奴贵族墓的面纱，出土的“鎏金银龙”等文物，更是世所罕见。在美国考古杂志《Archaeology》评选的2019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，“银龙之墓”榜上有名，这也是中国专家境外考古首次获此殊荣。
这次异域考古为何备受关注？在于匈奴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。他们曾是横行亚欧大陆的天之骄子，也曾被霍去病“封狼居胥”打到了老家。分裂成南北两部后，南匈奴逐渐融入汉族，而北匈奴西迁神秘消失，成了国际史学界未解之谜。虽然昭君出塞、苏武牧羊等跟匈奴有关的故事尽人皆知，但匈奴是什么族属，有没有文字，说什么语言，甚至长什么样子，至今仍众说纷纭。
千古谜题如何求解？埋藏千年的遗物或可回答，这次境外考古，就为解谜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。那些出土的文物仿佛在讲述一个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了两千年前欧亚大陆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，也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。
汉代玉璧
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驱车向西500多公里，天高云淡、水草丰茂，这里是杭爱山山麓。蒙古的重要河流色楞格河就发源于此，它一路向北最终流入贝加尔湖。对中国人来说，杭爱山还有一个更为熟悉的名字——燕然山。
勒石燕然，说的是东汉永元元年(公元89年)，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，一直打到燕然山，全歼了北单于主力，随军的班固写下《封燕然山铭》，刻在摩崖上记功的故事。
这一战，彻底打垮了北匈奴，使其脱离了漠北高原，往西远遁，因此有关燕然山的典故在唐诗宋词中俯拾皆是。王维的《使至塞上》，很多人只记得名句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却忘了下一句“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”。
别看燕然山这么出名，具体位置一直很难确定。清朝时，官方地图才确认杭爱山就是燕然山。不过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摩崖石刻，其上的汉隶就是班固所书的《封燕然山铭》，这也确定了燕然山的真实位置：不是整个山麓，而是杭爱山东南一个面积很小的孤立山丘。
燕然石刻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牧民发现了，多国研究均未破解，中国专家对照《后汉书》一读，当即确认为《封燕然山铭》。这无疑证明了中方在匈奴考古中独一无二的优势——对历史文献的熟练运用。
由于没有文字传世，关于匈奴的历史，大多存于中国的古代文献中。司马迁是匈奴同时代人，他在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中首次详细记述了匈奴人的历史、习俗，以后的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等著作也有对匈奴的记载。
然而，作为曾经对立的两个超级大国，秦汉对匈奴的记载，大多是因为双方磕磕绊绊，而对其军政大权进行的观察，有关渊源来历、风俗习惯、文化艺术则寥寥无几。这就好比邻里之间流传的八卦，说到细节，外人的描述难免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，这也使后人的解读出现了许多争议的地方。
随着匈奴的分化和迁徙，其名称在南北朝后期就从中国的史书上消失了，曾经的天之骄子竟然不知去向。以至于又过了300年，当一个草原民族突然横扫欧洲，间接灭掉了东罗马帝国后，很多人都愿意相信，这就是匈奴最后的荣光。
文献记载不足，更多信息，还得靠考古发掘。1912年，一位俄国淘金者在蒙古诺音乌拉发现了一座不同寻常的古墓，由此揭开了匈奴田野考古的序幕。
匈奴强盛时，疆域以蒙古高原为中心，破解匈奴之谜又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热点，因此蒙古很早就成了国际考古合作的大舞台。早在中蒙合作之前的数十年，已经有包括俄、美、法、德、日、韩等不少国家，在蒙古境内进行了发掘。
2004年，中蒙两国开始就考古问题进行接洽，会谈时，蒙古学者对来自内蒙古的专家说：“我们既是邻居，又是亲戚，你们早该来！”一句话拉近了彼此的关系。
此后的合作，不仅发现了《封燕然山铭》，还找到了“龙城”，中方领队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表示，杭爱山所在的后杭爱省，很可能是当年匈奴统治的腹地，而漠北匈奴人进行“春夏秋”祭祀的单于庭“龙城”，很可能就是联合发掘了五年的三连城遗址。
虽然收获颇丰，但在2004年到2016年的十几年间，与蒙古联手考古的主要是内蒙古专家。直到“一带一路”和“草原之路”的战略对接后，中方的队伍才多了起来——2017年6月出访杭爱山的河南省文物考古代表团就是其中之一。
